书籍，似乎总是让人肃然，不敢亵渎的。司马光藏书万余卷，“晨夕披阅，虽数十年，皆新如未手触者”，之能如此，是因他特别爱惜书，“至启卷，先视几案净洁，籍以茵褥，然后敢启”。一般人对于书，虽不能仔细到这程度，但可以说“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”，正像黄庭坚所说，“擘书覆瓮，裂史粘窗，谁不惜之！”
但究竟怎样算真正爱书，却不可只看表面。司马光的藏书，“虽数十年，皆新如未手触者”，是主人爱书的标志。然而，有些人，书也买了许久而簇新如故，原因却是从未读过，买来只是装门面；有些人，也像司马光一样，每逢读书，正襟危坐，翻动书页时小心翼翼，可究竟读进去多少只有他自己清楚；还有些人，书读得极多，也读懂了，却有“食书不化”之病，空装了一肚子书而被讥为“两脚书橱”。爱书绝不在表面，不在形式。曾国藩说：“苟能发奋自主，则家塾可读书，即旷野之地、热闹之场，亦可读书，负薪牧豕亦可读书。”周作人在《入厕读书》里反对郝懿行的“污秽之区，非讽诵所宜”的观点，声称“颇赞成厕上看书”，我亦有同感。我之于书，虽不忍污损，甚至一度还有“包书癖”，但态度远非毕恭毕敬，除了不肯放过入厕看书的享受外，还有爱躺倒看书，以及折页或偶尔在紧要处圈点作批等“不良”习惯……总之，虽然我了解爱书可以采取司马光的方式，但更倾向于“庭户萧条燕雀喧，日高窗下枕书眠”的率性，不以为非焚香净手则不足以显示书的伟大。
中国作为文明古国，爱书佳话层出不穷。周公“朝读书百篇，夕见士七十。”孔子“晚而喜《易》……读《易》，韦编三绝。”刘邦曾反省道：“吾遭乱世，当秦禁书，自喜，谓读书无益，洎践祚以来，时方省书。”葛洪“屡遭火，典籍尽，乃负笈徒步，借书抄写，卖薪买纸，燃火披览。”……直至现代，高玉宝喊出的最强音也是“我要读书！”也许就因这类佳话太盛的缘故，中国便很少有人敢说自己并不爱书———其实不爱的，也尽可能假装着爱。近来看见歌星、影星、球星一流人物，被询及有何“业余爱好”时，每每必答以“看书”，不禁暗想：“何必？”
跟世上许多事物相比，书其实并不那么容易招人爱。从前，有一首打油诗倒是说了真话：“春天不是读书天，夏日炎炎正好眠，夏去秋来冬天到，收拾书包好过年。”古来好些“立志苦读”的事迹，都被当作爱书的典范，林语堂却有一番出人意料的见解：“在中国人们常常鼓励学生要‘苦读’。有一个著名的学者从事苦读，在夜间读书时瞌睡了便以锥刺股。又有一个学者他在夜间读书时，叫一个使女站在一旁，见他瞌睡时便唤醒他。这是不通的。”“这种人对于读书已完全没有了乐趣。一个有价值的学者是从不知道所谓‘砥磨’或‘苦读’的。”这话我认为是说到了点子上。几千年来，或至少自开皇七年（587年），隋文帝设秀才科，正式建立科举取士制度以来，中国人的读书之爱早已跟做官之爱难解难分了，其间，多少人实际上对读书本无兴趣，却为了飞黄腾达或混个“出身”才逼着自己受那“十年寒窗”之罪？这情形，至今本质上亦未改变———尽管不再有科举，试题也不再是八股文，读书却仍旧是敲门砖———明明不喜欢，还是不得不一块块拣起来，背在身上，揣在兜里，为的是将来叩开“命运之门”。
然而，公开表达对书的憎恨，且不屑于隐瞒的，也有，却几乎只限于一类人。他们的鼻祖，便是那个“始皇帝”；正是这位“有作为的君主”，首开焚书先河，将当时除《秦纪》及医、卜、农以外的书，举天下所有史籍、诗书、百家语，尽付之一炬，中华文明几乎就此断绝，害得汉代学者费尽辛苦，才逐渐续上旧脉，但仍留下许多不解的疑难。自秦朝起，专制主义者禁书毁书愈演愈烈，明清以来尤甚。别的且不论，单看王利器先生辑录的《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》，就给人“一网打尽”之感；本世纪二十年代，禁书里不但有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，也有《胡适文存》；至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人们要问的就不再是哪些书被禁了烧了，而是究竟哪些书不在烧禁之列？据绿原先生《〈未烧书〉题解》，1967年，郭沫若表示：“我以前所写的东西，严格地说，应该全部把它烧掉，没有一点价值。”郭氏此语，多为人诟病，我却从中觉出了凄惨。归根结底，一个著书者说出此话，无论多么曲意阿逢，须知他内心也必定在流着泪的！
